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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作为回顾成就、总结经验的报告,是高举旗帜、科学发展的报告,是解放思想、推进改革的报告,也是制定蓝图、引领未来的报告,更是凝聚力量、增强信心的报告。胡锦涛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大自信”表明了走坚定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有着坚实的历史根基、理论根基、制度根基和实践根基。正是这种厚实的“根基”造就了国家自信、民族自信和人民自信,并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伟业,引发了全球关注,产生了多维的世界效应。
一、“三大自信”是对社会重大关切的理性回应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复杂性世所罕见,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世所罕见。这些正是我们改革前进道路上面临的日益复杂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客观概括,也是当前社会存在的重大社会关切的深厚的时代背景所在。
当前,对于“改革往何处去”的问题讨论仍然存在,甚至从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被市场搞坏了,进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跟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反对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声调一浪高过一浪。更为重要的是,甚至连英国撒切尔夫人都曾当面对邓小平和江泽民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是不成立的,只有资本主义才可能有市场经济。这些与中国改革方向不一致的音调也成为当前中国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中不和谐的音符所在,也是当前“逆向改革”思潮泛滥的重要表现。
任何有社会良知的人士都会客观地承认,改革开放历程记录着中国道路成功而艰辛的探索过程。从中共二大到党的十七大,我们党走过的历史反映了中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改革开放历程进行探索的情况,记录着中国特色之路的历史发展进程。如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计算,中共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进程中的重大“历史关头”,都始终对关系到国家事业前景和历史命运的发展关头会做出理性的时代回应。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决策。1982年中共十二大顺利召开后,由于中共工作重心的转移,一系列重大决策需要以党的总章程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对此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中共十二大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中共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目标,确认了新时期的主要矛盾和现阶段的总任务。同时中共十二大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做出“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规定,明确规定中共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一原则被写入党章,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的中国宪政原则,第一次比较全面而正确地回答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目标、途径和方法等基本问题,标志着中共步入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建设轨道。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依靠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制度建设和改革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新路子。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被写入党章。这是前无古人的历史性贡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下来,系统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并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等问题做出了新的论断。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共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对中共的性质作了新的界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内容,这标志着我党对其性质的认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新的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在2007年被写入十七大的党章,而这次又写进了党的十八大报告。我认为提出这样新的发展思路,就是因为中央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快速发展,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障碍、遇到了瓶颈,不仅没有回避社会关切,而且理性地做出冷静回应,提出了战略性的应对措施。
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每一次党代会,特别是每一次对中共党章的修改,都是对重大的社会关切的理性回应,而这背后的深层逻辑,就是对禁锢改革发展过程中重大意识形态和理论问题的客观理性的冷静回应。以中共十六大为例,我们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本质上看,仍然是对“姓社姓资”的理论和体制问题如何突破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民营经济和私人企业家等新的社会阶层成员的问题。这个问题,此前困扰我们党很长时间,一直到中共十六大召开及其通过修改党章才得以根本解决。这些战略思想的不断写入党章和党代会报告中,每一次都意味着打破旧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禁锢,对改革开放的推进意义非同凡响。从这个意义上说,2007年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想写进党章,以及十八大修改中共党章并将写入党章的重大战略思想,亦必将对当前的重大问题给予理性回应。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就提出并在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当然,从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也充分认识到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物价涨、房价高、看病贵、就业难、分配不公、发展不平衡”等当下中国正遭遇着一系列“成长的烦恼”。这些“烦恼”牵动着社会的神经、困惑着人们的思想,更考验着我们党和政府的智慧。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烦恼,又如何破解问题?“三个自信”没有回避这些社会重大关切,而是聚焦热点难点、直面现实问题,在迎接挑战中攻坚克难,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勇气。热点难点往往是矛盾集中、制约发展的关键点,也是“三个自信”回应现实、着力突破的重要结合点。经过30多年艰苦奋斗,我国改革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困难也大量存在,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十分突出。特别是怎么保持物价稳定、怎么解决分配不公、怎么解决住房问题、就业难、看病难、实现教育公平、打破发展不平衡以及有效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绕不开、躲不过,不容回避。应该看到,这些问题社会关注度高、关联度强,人们思想困惑多、模糊认识多,回答解决挑战大、难度系数大。而“三个自信”敢于直面现实,敢于触摸社会发展与改革进程“深水区”,体现了勇立潮头的战略眼光,体现了追求真理的创新精神,更体现了我们党非同寻常的道路自信、理论勇气和制度胆识。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我们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必须深入改革发展前沿,关注人们所思所盼所惑,准确把握社会脉搏,积极应对实践挑战,才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创造改革发展稳定的有利条件,才能不辜负党的厚望、人民的期望、社会的盼望。
二、“三大自信”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根基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三大自信”不仅是我们党对社会重大关切的理性回应,同时,这种自信更是建立在对国情党情的理性判断和着眼于世界新形势准确定位的基础上提出的,面对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和社会重大关切,特别是面对我国的发展与西方许多发达强国之间存在的差距,我们绝不会“妄自尊大”,而面对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者面对一些无端指责,我们更不会就此“妄自菲薄”,我们都有清醒的认识,因为“三大自信”有着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基。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自信奠基于坚实的历史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代价,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基本面貌和前途命运。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丰富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历史性地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关键性决策,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扞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探索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和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凸显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雄心与气魄。纵观历史一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自信有着坚实的历史根基。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自信有着厚实的理论根基。中国共产党是有着重视理论创新的传统,是一个历来重视理论指导的党。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复杂性、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世所罕见。这就迫切要求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永不止步,以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新发展的进程。党的十五大历史性地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理论,党的十六大历史性地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理论。十八大报告高度评价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全局,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成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南。这就实现了党的指导理论又一次与时俱进,也成为十八大的必然的历史选择。确立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这就要求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头脑,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领会和把握,形成全党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思想理论基础,把党的指导理论转化为推动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精神力量、强大动力。因此,概括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理论根基,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这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自信来有着厚实的理论根基。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自信有着充分的制度根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新中国历史性地走出了几千以来“制度混乱”的局面,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特别是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胜利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实践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提供了制度前提,形成了能够应对各种风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独特的制度构成了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和制度体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各项具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经历过多重风险考验,成功地走出了“历史终结”的神话魔咒,经历了苏联解体、“阿拉伯之春”等严重冲击,但却保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和整体完好的经济发展局面。相信经历过大风大浪历练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应地获得了特殊的免疫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方向前进,是回首近代以来民族历史、瞻望实现民族复兴未来得出的坚定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形成的共同意志。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自信来的制度根基所在。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自信有着成功的实践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自信的实践根基,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之路的非凡优势。一是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形成了真正独立自主的发展强势态势。西方对后发国家所尝试的各种政治手段,我们已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拒之门外。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判断力主导自己的行动,走最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国家发展道路。二是中国成功地走出了“历史终结”的风险地带,经历了苏联解体、“阿拉伯之春”等严重冲击,但却保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和整体完好的经济发展局面。相信经历过大风大浪历练之后的中国特色之路获得了特殊的免疫力。三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开放透明的社会。经过长时间改革,开放的国度并体现弹性的社会结构,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应对内外政治与社会风险的强大内应力。尽管今后仍然难免国外有冲击、内部有矛盾的挑战,但中国社会的整体适应性和韧性不断增强。四是中国已经形成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社会共识,要求改革和希望稳定的力量有很高的内在统一性。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整体社会力量普遍成为了推进改革和维护稳定的坚定支持者。
可以说,这些成功实践的经验和效果,无疑引发了普遍的世界关注,产生了深刻的世界效应。
三、“三大自信”背后:中国特色之路的世界效应
正是这种成功实践奠定了我们的高度自行的同时,也产生了普遍关注的世界效应。这种效应,笔者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特色之路的成功实践重新定义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概念与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崛起触动了当今世界格局和权力秩序最核心的部分。世界种种迹象显示并将会进一步证明,围绕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及其未来发展前景,几乎超越了西方传统政治学和世界历史以往的经验甚至全部想象力。传统现代化主导理论认为,世界现代化的模式或路径无外乎“一线一元”、“一线多元”、“多线多元”三种模式,但过往历史表明,无论哪种现代化的选择,以往世界现代化道路模式都无法摆脱西方现代化模式这一绝对参照系,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路径无疑成为过去100多年来全球现代化进程的绝对主导话语。而中国特色之路的成功实践无疑突破了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框架,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主导的绝对话语霸权,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的理论界、思想界和当政者的深刻反思: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是否只有西方一条路径?这已经成为当前世人关注和深思的时代大课题。
其次,中国特色之路的成功实践重新构建了“一球两制”共存的时代逻辑。中国的成功实践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简单的意识形态逻辑、跳出了僵化的冷战思维惯性、极大地突破了西方主导的“简单大国逻辑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破了教条并超越历史惯性思维,撇开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既有理论局限,借鉴资本文明发展进步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并科学地应用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之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理念。
第三,中国特色之路的成功实践重新解释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本质特征。中国模式的成功,特别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改变了长期以来“一球两制”对立冲突的“单线”僵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的演进逻辑。长期以来,世界历史进程由于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上比资本主义落后,社会主义也只有进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才能获得发展空间,这样一来,市场经济就成为社会主义绕不开的必然逻辑。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与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接轨打通世界市场,突破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的话语逻辑,从而修正世界历史进程的本质特征而成功努力的基本事实。因此,中国特色之路的成功实践改变了社会主义长期落后、资本主义长期主导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局面,重新解释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本质特征在于:无论大小强弱,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只有秉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世界历史进程才能有序向前推进。
总之,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是回首近代以来民族历史、瞻望实现民族复兴未来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形成的共同意志。十八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刻揭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全面回顾了党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历程,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着重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全面动员。这种高度自信来自于坚实的历史根基、理论根基、制度根基与实践根基,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坚持和发展,从而进一步扎根于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扎根于亿万人民的实践之中,扎根于发展创新的实践之中,从而使得我们的特色之路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进而引发普遍的世界效应。
(作者系广东省委党校科社部主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