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友

　　从读博士开始，我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对外开放、国际贸易与区域发展、产业空间布局的关系上，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经济体，它的开放（如国际贸易、资本跨境流动）对内部经济地理的影响是怎么样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研究领域的一个主线索，涉及到的学科主要集中两个领域，一个是国际经济学，主要侧重于国际贸易；一个是区域经济、经济地理。我最早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始于我读硕士期间读到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一本小册子——《地理与贸易》。读博以后，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就顺着“开放对内部经济地理的影响”这个线索读文献，搞研究。这个领域里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是进入21世纪后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NEG），该理论对规模报酬递增、产业集聚和贸易出口的阐释非常吸引我。本地市场效应（HME）是其中一个重要概念和逻辑枢纽，我认为它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对外开放的真正新优势。在读博期间（2008－2011年），国内大量研究都在跟踪新经济地理学，利用中国的数据涌现了大量成果，我也随大流发表了一些论文，《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和《世界经济研究》上都有刊登，极大地增强我的信心，我的那些论文算是这波“浪潮”中的几“滴水”。正是这些质量还算不错的论文，让我得以顺利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并找到在党校当教师的这份工作。

　　到党校工作后，我继续沿着博士阶段的主题做研究，利用“贸易成本”这个核心变量又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其中一篇刊登在权威期刊《经济学（季刊）》上。此后由于党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学科覆盖面较广，我的研究涉及主题增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原有研究的精力和时间。比较幸运的是，我申报到了2013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这个基金项目的题目是“空间梯度比较优势、市场规模与出口竞争新优势研究”，从题目上大致也能看出当时研究的着力点。在此之前，也申报到全国党校系统的重点调研课题，这对刚入职没多久的新教师而言，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开始思考在党校学术研究怎么搞，跟其他机构和大学应该有何不同，如何去扬长避短、扬长补短、扬长克短等。后来逐渐明晰，就是党校学术研究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一般性就是学术的规范性和边际创新，特殊性就是要更有“党”味，换言之，党校的研究要与党中央的理论命题得结合更加紧，更多体现政治性、理论性、时代性、实践性和政策性。我尝试按这个“要求”去搞研究，才发现原有的知识结构根本无法驾驭这样的研究，不仅研究方法和工具层面存在短板，对政治类学科和党的理论的逻辑性层面，也存在不足。

　　在2016年后，我的研究，自我感觉是有点“骑虎难下”和“找不着北”的意思。仿佛是自己到处挖坑，一个一个又一个，每个坑都不大不小，不浅不深，但都没挖出水，没搞出新东西，多多少少有些气馁。也大概从那时起，我的“论文”产出数量急速下降，好像有很多有价值的题目可以写，但自己又难以下手去完成，有好几篇论文半途而废，至今还烂尾在那里。比较好的消息是，之前的研究成果质量和数量有些“存量”，正是靠这些“存量”续命，在2017年我评上了正高职称。评到教授后，人被论文赶着跑的感觉，忽然没有了，不出所料，没了鞭子，马儿就悠闲地吃草了，产出就更加“可怜”了。这期间学术性强的成果不多，写了很多理论或政策解读性的小论文，刊登在《南方》《南方日报》《深圳特区报》上。但也做了几件有另外意义的事情，一是对政治学科、历史学科特别是党史、党的理论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补课”，除了我主动顺藤摸瓜读文献，这很大因素要归功于党校的培训和氛围，包括去延安、井冈山等地的学习，我会利用“回到现场”的难得机遇恶补党史国史，增加对问题理解的厚度和深度；二是通过与学员对话交流、频繁深入调研，对现实经济社会发展、党和政府的运作机制、内外部问题及原因，有了更加多维度、立体化的认知，这些认知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各种变化能够联通起来，这种综合“图景和逻辑”几乎又一次重塑了我的“三观”；三是应邀编着了一本教材和两本通俗理论读物，其中《账本里的中国》获得了多项有分量的荣誉：入选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广东省委宣传部“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点选题，获“2019年度中国版协30本好书”奖，重印4次，发行2万余册，还出版中文繁体字版（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社），并输出韩语、阿拉伯语等语种版权。这些成果，算是对“不务正业”付出的另一种收获。

　　综合看来，刚入职时凭借读博期间研究成果的“余威”，加上评职称的压力驱动，成果产出还算勉强可以；评上正高后，学术研究质量和数量都呈现下降趋势，这主要还是个人的原因，用功不到家，思路多改变，精力遭分散。但在学科贯通层面，综合研究覆盖方面，特别是对党的思想理论领域的跟踪和研究，以及经济社会现实的学术思考上，积淀和认知厚重了不少，也还取得一些进展。在2019年我成功申报到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逻辑结构研究”，算是对这些年“艰难摸索”的一点回报和再拓展。当然了，目前这些研究也还在进行中，成果的产出也在艰难地“孕育”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讲到党校的学术研究，在稍微拓展开来说下。写论文，做课题，出专着，搞咨询，是科研工作和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式。不论是在高校、科研院所、党校，这个要求都是大同小异。通常意义上，评价一个教师学问做得好不好，从可量化的指标看，基本就是对上述成果的质量和数量的比较。从省级党校看，科研做得好的教师有很多，但从学科和学术影响力的角度看，特别是相比知名高校，党校科研和学术还不够强，研究力量也较为分散。原因出在哪里？我想这首先跟党校师资规模有很大关系，大学一个院系的师资规模可能跟省党校全校差不多，这反过来说明我们党校教师是精而优，这是事实不是问题。其次是党校具有全国知名度的学界领军人物、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或专家比较少，在某方面有突出影响力的研究团队和成果比较少，有些“高原”但“高峰”太少，影响了知名度。三是省级党校由于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不能评博导、招博士生，这一方面构成了研究生导师的评定瓶颈，另一方面由于研究领域的分散，科研无法搞团队作战，久而久之，很多教师做科研像是“个体户”、“散兵游勇”或“游击队”，成果质量或数量大受影响。但若具体到个体教师身上，每个党校教师科研教学综合能力其实并不弱。去年我校申报到了7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全国党校系统中虽然不是最多的，但考虑到总共只有100多个教师，相比高校，这个比率还是很高的。

　　（这是许德友写的《扎实做研究，认真备好课》的部分内容，广东省委党校图书馆公众信息服务平台“【七十年校庆】杏坛有神采”2020年11月26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