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浏览校内经济学部网站，看到纪念卓炯老师的多种形式的记载，不禁打开我的相册。面对着卓老和我1974年元旦在毛主席故乡韶山冲的合照，虽然已过去了四十年，却钩起我一片记忆。

       上世纪50年代我在省委办公厅领导下的育才学校工作时，曾是卓老三个儿女志帧、志武、志平的老师。十年后我进入广东省委党校学习，见到他们三姐弟时说了，我现在也是学生，是你爸爸的学生。

       卓老是我工作对象的家长，我没有干理论宣传这一行时，从来没有想到“近水楼台”向他请教，也不关心他的理论成果。1963年上半年我进入省委党校理论进修班学习，班里第一年排出主课是政治经济学，主读《资本论》，由教研室主任卓炯担纲讲授，这时我才感到他把我带进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隧道了。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讲《资本论》首先讲清《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表述方法，“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中抽象出商品的概念，一层层剥开它的外衣，越到后面越具体，就看到通过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的资本运作。他对《资本论》方法论深入浅出的解说，就像在隧道中为我点燃一把明亮的火炬，让我读起《资本论》来能疾步前进。我从未“摸过”《资本论》这样的大部头，对马克思出自经济分析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某些表述，人云亦云。现在面临马克思的经典，在他主责带领下，我满怀信心地往里面钻。

       那时，他的理论研究心得“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共产主义也有商品”的见解，已经出了名，在教条主义盛行的条件下，被看成“离经叛道”，受到围攻。我们班的学员也有议论的，我还无力从理论上分清是非，只能从前几年“人民公社”有劳动而无劳动的等价交换，基本实行平均主义，人们普遍地出勤不出力的实际有所感觉。不是说共产主义是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可实行按需分配吗？现实是有劳动分工而没有通过商品的等价交换，劳动者都不积极劳动，怎能达到与保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卓老的理论分析，其结论应属有的放矢，只不过教条思维罩着，闪亮的珍珠也发不出光来。再者，他同我们讲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方法论时，也让我理解事物的一般与特殊的两重性质。从理论推导，商品就有一般和特殊的两重性。带剥削性质的资本主义商品和不带剥削性质的社会主义商品都是商品，各自是商品的特殊，各有其“特殊”的功能，逻辑上是说得过去的。我还没能理解他的研究深度，只觉得他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标新立异”真够大胆。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他在党校这间“斯文”单位，作为同毛泽东主席推崇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理论相左的经济学家，没有受到来自社会上无政府主义的攻击，没有走上许多专家名人被迫走上的不归路，真是幸运。但是他尽管已经60多岁了，也无法逃避下放“五七干校”受劳动监督与政治审查的命运。当年我在干校与卓老同一个“连队”，住在同一栋泥砖宿舍，但身份有点不同，我还不属于审查对象，还会被派出到干校外搞点群众工作。当我回到干校时，曾听说这期间他想割脉自杀，是真是假，之后我们相处，伤心的事我从不敢问。不久他获得解放，调回广州安排在省社科所（院），我也被调回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恢复党校名前夕）。1973年下半年省革委办造反派头头学习班，我被派到班上工作，卓老及王致远两位省社科所老专家作读书辅导，我与卓老、王老常接触了，没有放弃近身请教的机会。我曾问卓老，为什么不调回党校来？他答“人家不要我”。我理解了，因为他的“社会主义是计划商品经济”理论还未被校里接受，仍属“奇谈怪论”。我只是叹息。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他是一位思想解放、先知先觉的经济理论大师，一位坚持真理的老共产党员。我和他有过几重关系——家长与教师、老师和学生、干校战友、工作同事，相识且相理解。学习班在1974年元旦前后组织学员到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工作人员也参加了，卓老拉着我在毛泽东主席塑像前照个相留念，于是留下了这张纪念照。虽然以后在港澳经济学会、特区经济学会的活动中我们常谋面，有过群体合照，我却保留这张珍贵的黑白照片，纪念逝去的我所尊敬的老师。

（2015年4月）